陈晓明谈柏杨:一位世俗平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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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0, 2020

陈晓明谈柏杨:一位世俗平民知识分子

2020年3月7日,是柏杨先生的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36卷本的柏杨白话文版《资治通鉴》,并在最近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陈晓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等就柏杨的写作进行了分享。


柏杨


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2008年4月29日逝世,柏杨笔耕半个世纪,为读者留下作品百余部,《柏杨版资治通鉴》是最畅销牛牛游戏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则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从2005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柏杨先生合作,陆续出版了《柏杨全集》《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等一系列作品,是柏杨的原创性论著完整地在中国内地集中推出。


柏杨版《资治通鉴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陈晓明的线上讲座谈论了柏杨杂文的文化意义。以下为讲座内容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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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柏杨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年轻时候参加过“三民主义团”,也曾经做过蒋经国的文艺部队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总干事。这些经历都表明柏杨当年很有政治激情。“他是当年比较左派的青年,后来他在《中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侮辱了蒋介石,就被抓起来,释放后又被捕,给他罗列了很多罪名,认为柏杨是通匪,要以非法之方法颠覆国民党政府。所以他被判得很重,判了十几年。他坐牢后,很多人物为他奔走呼告,他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到蒋经国的文化政策松动,柏杨被释放时,他已经被关了九年又二十六天。”陈晓明说。


柏杨的文化批评在八十年代有很大影响,1984年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名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举座皆惊,那时候柏杨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不久。八十年代我们跟国民党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所以有批评台湾现实的文章,大陆那时候还是持很重视的态度。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成书,中国大陆当时盗版猖獗,一时间几乎所有书摊都在卖这本书。


陈晓明谈及当时的文化背景时说,八十年代中国当时也有一股名为“反思传统”的思潮,“反思传统的背景是当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从国家到民众都抱有的一种乐观期望,大家在这个最高社会目标的名义下对我们的传统、对我们的现实、对我们的文化做一种解释。所以当时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解释,这一点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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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反思传统”的思潮包括:中国为什么落后?一百年来世界历史进入现代时期,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引领这个现代化?为什么现代化我们落后了?当时柏杨的杂文也是回应这些问题,柏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很契合年轻一代的态度。


柏杨的杂文评论


陈晓明将柏杨的杂文批评定位为世俗批评,以区别于知识分子批评。他认为,柏杨不是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来行使文化批判,他是一个世俗社会,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世界、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的体系当中来行使他的文化批判。


“我们经常说英国社会是一个世俗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但是恰恰英国又很强调贵族文化、精英文化。汤因比有一个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是精英文化,只有精英文化立正了,社会对精英文化的模仿才会建构起来。所以他强调精英文化引领社会,大众文化、世俗文化可以对它进行模仿。”陈晓明说,“而柏杨要厘清世俗社会,他对精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来说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他就是要做世俗的领袖,他是和老百姓、和平民、和普通人划等号的,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来批评。所以他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省,是自我批判。”


陈晓明认为,柏杨想要确立平民文化和价值,想确立他们的尊严,自尊、自省,确立他们的现代的一种文明的道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握柏杨,大家读他的杂文,可能就会理解他那么多激烈的批判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柏杨的杂文主题有几个方面,首先是传统的正义、正直、良善,所以他把所有非正义的、伪劣的、丑恶的、丑陋的文化都予以坚决的斥责,所以他把它称之为“酱缸文化”。在柏杨看来,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源自于人性之劣根。他是一个泛人性论者,他的《丑陋的中国人》的批评就是要找到文化与人性的病根,他这个主题延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他的杂文也写男女平等。大家看柏杨读史,他写到历史上君王对女性的压迫时会非常愤怒,他也讽刺一些妇女身上存在的现象,什么高跟鞋、女性溢胸,这些他都会写,而且有的也惹出很多女人的不高兴,也惹出很多事。但是他确实社会批评非常俏皮、非常有趣。”陈晓明说。


另外,柏杨的杂文一直有一种世界胸怀。“他一直讲中国人怎么成为现代公民。他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也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当年鲁迅观点也是这样,他恨中国人不进步。柏杨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批评以及种种的不满,也都包含他对中国的高度期待中。”


柏杨的“要做一个现代文明人”的理念并没有明确的思想纲领,是他的一种很直接的生活经验,他的世俗批评的特点也是在这里体现。柏杨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民间的知识分子,他又是具有现代水准的世俗平民知识分子,柏杨是从他的直接经验出发,从日常生活的事项出发,他看到文化深层次的病症,只有诊治这些病症,只有使人性的本性塑造好,才能使中国文明真正具有现代的水准。


正因为如此,柏杨看重日常生活的事实,他总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人们的行为举止、道德品行、性格胸怀、态度趣味等等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决定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迄今为止没有人像柏杨那样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观察社会现实,对当下现实随时随地发言,他既是在扫除那些陈规陋习,也是在开创市民社会新的生活空间。


周明与柏杨夫妇合影


周明:柏杨手稿、骨灰的重回大陆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的线上分享从2006年时,柏杨先生把他的文物文献资料(一共56项、11745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始讲起。


他谈道,2006年时,柏杨的夫人张香华和自己通电话的时候谈及柏杨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已经几进几出医院,甚至还报过病危。她想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他的身后事应该有一个考虑。“我跟张香华女士1987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她回到台北,我们也经常有书信来往,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友情。她讲完以后,我建议她,如果能把柏杨先生的东西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一部分的话,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她说现在台湾方面一些大学、研究所、文学馆,也都跟他们接洽过,还有大陆的大学也有跟她接洽过,希望把柏杨先生的东西留给他们。”于是有了这次很有意义的捐赠。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过世,周明于5月17日赴台,参加了撒放柏杨先生骨灰的活动。


“5月17日那一天刮着八级大风,我们坐飞机到了台东,从台东上船,在大风大浪中,把柏杨先生的骨灰撒放在他曾经服刑十年的绿岛和台东中间的海域。我当时突然想起了柏杨曾经给我们写过一个题词,叫做:重回大陆真好!。我想要不要带他一包骨灰回大陆,真正做到叶落归根。柏杨先生是河南人,如果带回骨灰,在河南安排一个陵园,这不是好事吗?我们在大陆的人还可以有机会常常来纪念他。”周明说。


于是在和柏杨的家人商易后,柏杨在西安的女儿崔渝生带了一包骨灰回大陆。后来在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上海企业家葛千松、伊华,他们曾在河南也开办了一个陵园,叫福寿园,在郑州的新郑。经过郑彦英周旋,也跟有关方面请示、报告都同意在这个陵园安放骨灰。


福寿园河南分公司老总吴正宗免费提供几分地,而且还给柏杨铸造一座像。于是现在留下这样一个陵园,是对柏杨先生的一个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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